怀念所亚

漫画老友余所亚同志不幸逝世的消息猝然传至,使我猛一惊愕,既而往事历历,梦幻般隐现在眼前,心头十分沉重。记得所亚曾对我说过“命运把咱们拴在一起了”,此话不假,我们两个,几十年的道路和境遇竟就是那么的相似。

所亚与我生同时代而他年岁稍长于我。三十年代日本侵占东北时,他就以SOA笔名开始了救亡漫画的创作,发表于他的出生地香港〈大众日报)、《珠江日报)等报刊。后曾赴越南在西贡华侨报纸《南华日报>专事漫画,并出版了作品集《投枪》。其时全面抗战已经打响,所亚乃毅然经广州只身回国,于一九四年春来到抗战大后方号称“西南文化城”的桂林。我们多数朋友是在这里同他初次见面的。当大家见到这位下肢瘫痪,依靠两条小凳匍伏行走的漫画家时,全都愣住了!

原来所亚自幼患小儿麻痹症,双脚已成残疾。试想抗战时期,兵荒马乱,旅途艰险,如此迢迢千里,真不知道他是怎样走过来的!其满腔爱国热忱和非同小可的坚强意志,能不令人感泣!

当时桂林,很多文艺界人士聚集于此,文协、剧协、漫协、木刻协会等团体活动也很多。所亚除漫画而外,兼作木刻,又写杂文和搞舞台美术设计,还需自行料理一切日常生活杂务,每天忙得不可开交。他的作品常见于《救亡日报》和《世界知识》、《半月文萃》,《野草》等刊物以及多次的漫画展与木刻展。在规模盛大的“西南剧展”期间,他还担任了美术总设计师。他的讽刺漫画《前方马瘦后方猪肥》等,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。

一九四四年湘桂大撤退,在桂同人不得不纷纷离去,向重庆转移。我们一路仓惶颠沛、狼狈而行,直到年底才先后抵达目的地。又一次让人难于设想,所亚是怎样翻越云贵高原、从崎岖险峻的山道走过来的!

重庆是国民党“陪都”,此时这里已很少见到漫画,“漫协”也早被作为非法组织勒令解散。经叶浅予、张光宇倡议策划,我与所亚等共八人参加,举办漫画联展,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公开揭露。一九四五年三月首展,观众踊跃,盛况空前。并由此引发“重庆漫画热”,影响很大。八月,日寇投降,反动派倒行逆施、阴谋发动内战,激起人民普遍反抗,一场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运动于是爆发。漫画配合斗争,以多种形式连续展出,扩大声势,“漫协”趁此主动复会。

一九四六年春,大后方漫画家多束装东返,“漫协”随即迁沪,我与所亚差不多同时到了上海。我们同在《文汇报》并为其他进步报纸和地下刊物供稿。还办起漫画工学团,由所亚等担任辅导。翌年《文汇报》被封禁,所亚再度赴香港,不久我也到了香港,我们都继续为报刊作画,并参加“人间画会”的活动。所亚从这时开始兼事木偶艺术的研究,曾拍摄讽刺蒋家王朝的木偶片《大树王子》。

一九四九年建国之初,所亚来到北京,应聘在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任教,后为中国木偶艺术剧团艺委会主任。一九五四年我由上海奉调来京,从此又能常在一起,此时他已有一个温暖的家,两条小凳也换成一座轮椅,生活较前大大安定。

迨“文革”乱起,我被下放边疆,所亚留京亦未免祸。十年间与我保持通信联系者寥寥,所亚是寥寥中的一位,虽片纸只语常给欣慰和鼓励。一九七八年回京,我常去他家看望,他热情豪爽如故,总有说不完的话。后来他迁西郊,我居东郭之外,见面机会遂少,偶尔造访或去医院探视,往返都很费劲,但每次相晤,均受教益,十分愉快。近年他虽未继续创作漫画,而对漫画仍旧关心,我们交谈从来没有离开漫画话题,他对漫画界的团结互爱和作品的现实性以及如何创新等伺题,尤其牵挂在心,念念不忘。

他真是一位忠贞的漫画战士、诚挚的漫画长者,多么的可爱和可敬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