怀念所亚

漫画老友余所亚同志不幸逝世的消息猝然传至，使我猛一惊愕，既而往事历历，梦幻般隐现在眼前，心头十分沉重。记得所亚曾对我说过“命运把咱们拴在一起了”，此话不假，我们两个，几十年的道路和境遇竟就是那么的相似。

所亚与我生同时代而他年岁稍长于我。三十年代日本侵占东北时，他就以SOA笔名开始了救亡漫画的创作，发表于他的出生地香港〈大众日报）、《珠江日报）等报刊。后曾赴越南在西贡华侨报纸《南华日报＞专事漫画，并出版了作品集《投枪》。其时全面抗战已经打响，所亚乃毅然经广州只身回国，于一九四〇年春来到抗战大后方号称“西南文化城”的桂林。我们多数朋友是在这里同他初次见面的。当大家见到这位下肢瘫痪，依靠两条小凳匍伏行走的漫画家时，全都愣住了！

原来所亚自幼患小儿麻痹症，双脚已成残疾。试想抗战时期，兵荒马乱，旅途艰险，如此迢迢千里，真不知道他是怎样走过来的！其满腔爱国热忱和非同小可的坚强意志，能不令人感泣！

当时桂林，很多文艺界人士聚集于此，文协、剧协、漫协、木刻协会等团体活动也很多。所亚除漫画而外，兼作木刻，又写杂文和搞舞台美术设计，还需自行料理一切日常生活杂务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。他的作品常见于《救亡日报》和《世界知识》、《半月文萃》，《野草》等刊物以及多次的漫画展与木刻展。在规模盛大的“西南剧展”期间，他还担任了美术总设计师。他的讽刺漫画《前方马瘦后方猪肥》等，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。

一九四四年湘桂大撤退，在桂同人不得不纷纷离去，向重庆转移。我们一路仓惶颠沛、狼狈而行，直到年底才先后抵达目的地。又一次让人难于设想，所亚是怎样翻越云贵高原、从崎岖险峻的山道走过来的！

重庆是国民党“陪都”，此时这里已很少见到漫画，“漫协”也早被作为非法组织勒令解散。经叶浅予、张光宇倡议策划，我与所亚等共八人参加，举办漫画联展，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公开揭露。一九四五年三月首展，观众踊跃，盛况空前。并由此引发“重庆漫画热”，影响很大。八月，日寇投降，反动派倒行逆施、阴谋发动内战，激起人民普遍反抗，一场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运动于是爆发。漫画配合斗争，以多种形式连续展出，扩大声势，“漫协”趁此主动复会。

一九四六年春，大后方漫画家多束装东返，“漫协”随即迁沪，我与所亚差不多同时到了上海。我们同在《文汇报》并为其他进步报纸和地下刊物供稿。还办起漫画工学团，由所亚等担任辅导。翌年《文汇报》被封禁，所亚再度赴香港，不久我也到了香港，我们都继续为报刊作画，并参加“人间画会”的活动。所亚从这时开始兼事木偶艺术的研究，曾拍摄讽刺蒋家王朝的木偶片《大树王子》。

一九四九年建国之初，所亚来到北京，应聘在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任教，后为中国木偶艺术剧团艺委会主任。一九五四年我由上海奉调来京，从此又能常在一起，此时他已有一个温暖的家，两条小凳也换成一座轮椅，生活较前大大安定。

迨“文革”乱起，我被下放边疆，所亚留京亦未免祸。十年间与我保持通信联系者寥寥，所亚是寥寥中的一位，虽片纸只语常给欣慰和鼓励。一九七八年回京，我常去他家看望，他热情豪爽如故，总有说不完的话。后来他迁西郊，我居东郭之外，见面机会遂少，偶尔造访或去医院探视，往返都很费劲，但每次相晤，均受教益，十分愉快。近年他虽未继续创作漫画，而对漫画仍旧关心，我们交谈从来没有离开漫画话题，他对漫画界的团结互爱和作品的现实性以及如何创新等伺题，尤其牵挂在心，念念不忘。

他真是一位忠贞的漫画战士、诚挚的漫画长者，多么的可爱和可敬啊！